铝道网】今天,我们简单扼要的讲讲企业决策管理。决策管理共分七类,在这七类决策中,靠前类和第七类两类属于程序化决策,其余五类都属于非程序化决策。 在此仅就每个大类决策作一扼要分析,更详细的分析只能结合企业的实际进行。 筹资决策。 它是对如何筹集企业运行和发展所需的资金的决策。不同筹资渠道的筹资成本、筹资风险、筹资可行性都不同,这就要求在对所有可行的筹资渠道进行评估后,在对负债结构进行科学规划的情况下,对筹资渠道进行组合,以尽可能降低筹资成本和筹资风险,保证企业运行必须的资金供给。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渠道组合筹资是这一决策必须解答的问题。 行业选择决策。 它是对企业选择什么行业与不选择什么行业的决策。每个行业的发展前景、市场结构、进入门槛限制、退出成本、盈利能力都不同。这一方面要选择确定与自己所控制的资源相适应的行业;另一方面要对所能进入的多个行业进行组合,以获得较佳经济效益。俗话说“男怕进错行,女怕嫁错郎。”企业的行业选择对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生命攸关的。要进入什么行业、退出什么行业、如何实现行业组合优化,这是行业选择决策必须解答的问题。 产品选择决策。 进入一定行业之后,在这个行业中生产经营哪些种类的产品,这就是产品选择决策。在同一个行业中,不同类、不同种的产品生产经营对资源的性质和数量要求会存在很大的差别,如何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选择产品结构,包括产品线的深度和宽度,就是产品选择决策必须解答的问题。 市场推进决策。 这里的市场推进是从狭义上讲的市场战略。广义的市场战略应包括行业选择决策和产品选择决策。市场推进仅仅指市场推进开拓决策,即如何在激烈的同行市场的竞争中,保持和扩张自己的市场份额的决策。内容涉及到广告媒体决策、渠道组合决策、促销方式决策、定价决策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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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匿名3285次浏览

原标题:对话王忠民:当投资不再赚钱之后,该怎么办?

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思“未来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,一定是投资数字化逻辑的东西,规避工业化的逻辑,甚至要规避互联网化时代的一些逻辑。”王忠民做出这个判断的前提是,他看到了数字化的增长比例和前端市场的拓展,深度改造、提升、优化原有周期性产业、周期性服务业的巨大潜力。

特别是在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的当前,王忠民指出,对于中国而言仍存在“并不坏”的预期。他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数字化时代新场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,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供给侧结构的改革。

而金融为中国实体经济服务的深度和广度,仍有很大待开发空间,如果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金融服务业,会延缓甚至改变困难时期的金融结构,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将会增强。这两点将成为中国经济强有力的支撑点。此外,中国市场的分层也会延缓产业的衰减速度。

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储备——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发展重要的操盘手之一,2004-2017年间,王忠民担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,现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母基金专业委员会主席。

2015年,仍在社保基金工作的王忠民在A轮时投资了蚂蚁金服78亿人民币,这部分股权如今估值超过500亿人民币,翻了6倍多。王忠民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,之所以投资蚂蚁金服,是看中了其前端数据的延展性。

12月29日,在经济观察报社发起并主办的《新时代 可持续 创未来》2018-2019年度卓越金融企业盛典会后,王忠民接受记者专访还指出,社保基金储备资金的目标是“通过市场中的渠道投向市场中未来能够赚钱的工具和对象。”

而数字化是王忠民投资的第一偏好,开源则是数字化时代的最核心逻辑。

与互联网时代闭源的特性不同,数字化时代数据的所有权并不重要,平台可以免费使用。当你有了一个高质量的开源云平台,应该将其免费的提供给所有人进行使用权的开发,平台上开发的人越多,应用越广泛,你才能获得收益。

当竞争对手或新的入局者选择以开源的形式进入市场,即使企业不愿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,数字化时代的步伐仍难以阻挡。由于开源应用具有零成本、易进入的特点,势必较闭源企业能更快占领市场。而数字化的变革一定是先发生在C端,随后可能由C端倒逼B端变革。

|访谈|

变化与冲突

经济观察报:如何理解当前的大环境?

王忠民:全球范围内的需求端和供给端都在发生巨大变化。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巨变,中国和全球的需求都在下降,这是经济上行中的一个最大隐患。

从供给端来看,大部分产业都属于周期性产业,甚至包括一些过去相对比较新的产业,比如互联网,大家也都在说互联网的红利期已经过去。如果工业化、信息化、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相关产业回落,意味着供给侧的结构也在经历大规模的变化。

需求和供给的变化,带来了两个矛盾。

一个矛盾是,贸易结构开始出现矛盾。贸易上的矛盾不只存在于中美之间,很多国家间都出现了矛盾。英国之所以脱欧,是因为原来和其它欧盟国家的矛盾积累得多了,干脆脱离出来重新开始。全球范围内贸易争端的增多,是当需求和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后,市场行为的一个集中体现。

另一个矛盾是,金融当中的冲突和矛盾在增多。钱投资到哪里,固定收益的钱是否要提高利率,风险价格要不要上涨?但与此同时,大家支付利息的能力在下降。

金融端口的矛盾要比贸易端口的矛盾大得多。如果投资时的估值给高了,在下行期要不要退出,要不要强制实施一些条款?挣钱的时候好办,亏钱的时候怎么办?这里面的矛盾冲突大得很。

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带来了贸易冲突和金融冲突,是目前全球和中国都面临的两大问题。

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快速增长,使得基础设置、制造业、一般消费品、工业消费品、甚至耐用消费品都达到最高的规模效应,这是基于中国的内需,也基于外需。如果需求降低,供给就会过剩。

在这样一个供给需求变化过程中,贸易冲突和金融冲突当中,我们首当其害。因为,如果你在全球贸易中占的比重最大,发生贸易冲突时,你一定最大受害者。如果你参与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当中,当发生金融冲突、金融矛盾时,你也受害最大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们是因为快速增长到峰值往下走,虽然GDP增速还在6%-6.5%之间,但我们遇到的摩擦、冲突、矛盾一定是最多的。

这些摩擦、矛盾,即使不反映在人们的收入水平、财政收入和GDP当中,也会反映为生意比过去难做了。创业、做生意、退出、买卖、投资的都比过去更难,人们的感觉就是冬天来了。

但对中国而言,并不都是坏的预期,也有一些积极的力量。

第一,数字化时代的到来。全球拓展数字化的三大场景:电商、搜索、社交,中国不仅用这三大场景的数字化逻辑改造了中国的市场,还把自己电商的逻辑推广到全球。

电商、微信、移动支付等新场景,今天在中国成为新产业、新供给、新形势、新业态,普及进步的速度比全球其它地方要快。饿了么、瑞幸咖啡等新企业的成长速度也很快。如果新的场景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是好的,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供给侧结构,这是我们的一大长处。

第二,过去中国金融的深度不如其它早期发达国家深。比如,杠杆率和证券化率。

仅就中国自身而言,杠杆率短期增速比较高,但如果与美国公司和美国人的杠杆率做比较,尤其是杠杆率,我们的杠杆率还不够。今天外国资产的证券化已普遍实现,而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企业在上市的路上。如果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金融服务业,为实体经济、资产经济、居民杠杠、社会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,会延缓甚至会有效改变困难时期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工具。

金融当中更重要的是,能否通过远期合约、套期保值、风险交易、对冲、收益互换等降低金融风险。金融的风险越低,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就会越好,实体经济就能有效的融资,有效地去杠杆和发展。

中国金融在这方面还有发展的空间和力量,不仅是金融GDP、金融服务的增长,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也会增强。这两个是中国经济强有力的支撑点。

此外,中国的市场的分层也对宏观经济有正面影响。比如汽车,在一线城市已经过度消费,但在五线城市,人们对于汽车消费还有需求。比如智能手机,在城市人口中已经普及,甚至一个人可能有几部智能手机。但在农村人口中,智能手机仍有需求。

要注意中国市场人口的比重,城市的分层、消费的分层,分层会延缓一个产业的衰减速度,这会拉长一个产业的周期。

经济观察报:随着去杠杆政策的推进,明年爆雷现象是否仍会持续?

王忠民:企业有自己的杠杆的金融逻辑,居民也有自己的杠杆的金融制度。我们需要从金融管理、金融制度、金融监管的角度,提供一个整体的模型。但是,我们力防的是,不要去给别人的杠杆做主,去妨害和搅乱别人的杠杆。搅乱别人的杠杆,本身就是金融风险。